历史学著作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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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著作读后感【篇1】
这个寒假我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著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著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著主人公的喜，忧著主人公的忧，感受著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
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历史，套用宋神宗的一句名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历史的意义便是在此了。然而，历史又是一个极不易说破的词。就算历史学家，触及历史的本源时也是相当谨慎的。那么现在我来说历史的意义，是不是属于寻找海市蜃楼的根基那种的无知行径呢？我想，历史都列为过往的陈迹余音了，当下的我们循迹辩音追索渐渐被流光掩盖的遗踪，从历史废墟的蛛丝马迹里探求当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能被偏废。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君王、一个党派，一个民族而停留过，一个君王有多么大的功绩，多么的文成武德；一个党派有何等优越的制度；一个民族有何等优良的血统，多么的文明灿烂，历史都是如公证的无私的，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和庇护。因而不断思索历史的意义作为一个永久的命题和课题值得所有有知的人去探求与解决。
大唐盛世时魏征直谏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不说话，她的沉默正是她的价值。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历史的兴亡更替当中领悟中兴的规则，使国家与民族以后的历史朝良性发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纳入自我的掌握之中。大唐的开元盛世离不开对大隋炀帝的借鉴与批判的深入。历史的重演的特性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持久地困扰并困惑著后来人。无数的史书历数当朝或前朝得失，一为记载一个国度的发生史，第二恐怕就是要为后来的执政者和人民留存一个参照的完整线索。有时历史正当被人所淡忘，聪明而执著的人跳出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横向比照中外历史以及对当国的纵线考察，发现历史居然有惊人的相似。
罗惯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君不见，一个朝代的兴衰总是相互更替，盛世之后必是乱世，乱世久之必有大治。冥冥之中，切合著中国的阴阳学说。历史可以作为当政者的参考，然而也只能是参考而已。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下的，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吧！尽量延缓那天的到来
当然历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避免和借鉴，而我今天便是老生常谈地重复这样的论调，目的在于树立历史的这层意义在我们心中的标杆。从历史中找寻相关的意义，不论我们何种角度去看待历史，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哪怕是肤浅甚至的错漏屡现的结论亦不能阻挡我们初衷。广视角多-维度地去把握历史，应该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责任所在吧？
历史学著作读后感【篇2】
这本书是1970年前后，钱穆在台湾为历史专业博士生讲课的讲义。我主要是利用每天上下班坐地铁的时间来读的。每天乘坐一号线，来回各25分钟。上班路上基本都有座，下班路上大多站一半、坐一半。看到今天大约花了2个礼拜，全书已经看完了9成。
从前看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感觉他喜欢把中国的事情，尽往好处说，只看好的方面。今天早上在地铁里看到这本讲义里有他一段感慨的话，是这样说的：
曾有人对我说，你的书中只多讲中国好处，不多讲中国坏处。我说，你们大家尽在那里讲中国坏处，我不得不来多讲一点中国的好处。而且中国坏处在我书里不是没有，治乱兴亡我都讲，不只讲治不讲乱，只讲兴不讲亡。但在你看来，好像我都是在讲中国的好处。但请问，我们在汉、在唐、在宋明、在清，各有一段治平极盛的时候，这些处，我们该不该讲几句呢？我们的历史，直从上古下来，四、五千年一贯直下，到今未断，这些处又该不该讲几句呢？今天我们的毛病，在乎再不肯讲自己好处，只讲自己坏处。我请问：我们中国人太坏了，又怎么在此世界做人呢？今天诸位一出口就是美国好、中国坏，我要向诸位讲一句：美国并非全部坏，中国并非全部好。若说我平生讲话，多讲了中国的好处，也只是因病立方，通其变使不倦。否则尽是说美国好，中国坏，哪个不知，还要我讲吗？
看到这里，我不禁开怀一笑。平生读书，读到击节叫好的不少，读到拍案而起也有，读到开怀一笑的，仅此一例。开怀之余，回顾这段时间看的一些书，不免有些感想。
自清末中国大门被列强打开以来，许多守旧分子依然故步自封，看不起西方文化。即使到了不得不学习西方的时候，用得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方法。但要知道，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当时仅凭中学为体却是救不了中国的。于是一批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开始鼓吹西方文化，要把西方的思想体系推介到中国来。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一体一用的道理--仅通中学之体，是无法致西学之用的。西方思想来到中国，必然同传统文化之间产生矛盾。中西文化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和而不同，各自通各自的经，致各自的用。但这种状态只有在十分温和适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新文化运动者开眼看世界，并多有留学经历，他们所经受的文化冲击之强烈可想而之。等他们回到中国，满眼只见暮气陈腐、民智愚昧、国家危在旦夕，其所受的反文化冲击之强，恐怕更是文化冲击的几倍。这教他们又怎能不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文化的落后？而他们反对传统文化的手段又怎会不激烈呢？于是，自上古时代发展延续下来的文言文被一朝废弃了；代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孔孟之道被打成黑店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兴亡治乱被封建专制四字一笔抹杀了。那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动,似乎过于激烈了些。在这样的背景下，钱穆挺身而出，为传统文化辩护。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天下第一，也不反对学习西方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体制发展至今源远流长，许多批评传统的人，其实并不了解其中渊源，而同时鼓吹西方的，亦不过学得点皮毛而已。以中西史学为例，钱穆说中国的史学，自《尚书》、《春秋》一路发展至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如今做学问的人，可以选择接著中国史学传统的路子，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中国史学；当然也可以跳出中国史学的框架，采用西方的一套历史观，但前提是你要把西方史学的整个演进过程摸清，把脉络摸透，不能只掌握了一点表面现成的知识，就回来做学问了。
若不是晚清政局腐败、民智愚昧，也不会有那一批人激励鼓吹西方文化；若不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岌岌可危，也不会出现钱穆这样的人，以毕生之力来系统地总结和梳理中国文化的得失。这便是反者道之动了。然而事物的健康发展，不能总在正、反之间剧烈摇摆。正、反过后，应该还有个合的阶段。钱穆的态度虽然已经比较温和了，但还算不上是合.如果要进入合的阶段，就必须出现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怎样才算学贯中西呢？想来中学方面，需有钱穆的见识，西学方面，也需具备如钱穆之于中学的水平。而如今连钱穆这样的人都没了，遑论其他？
另：钱穆说过，国家其实是个精神上的范畴。只有大家都具备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国家才能稳定。这也是中国历史能够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原因。当前中国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是个什么状态，也不用多说了。如果要培养这些东西，读钱穆的书是最合适的。因为在这方面，少有其他书比钱穆的书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更明白。但钱穆自己也说了，他生平说中国的好话比较多，因此有心治学的人，不能只看他的书，还要看说坏话的书，最好直接看西方的书。钱穆无疑是一代大师，但是现在的中国，只有钱穆这样的大师还不够。
历史学著作读后感【篇3】
刘平兄发来这篇座谈话记录稿，要我谈点读后感，我拜读之后，感触良多，不过，要把想说的话都写下，必病累赘，故只谈一点希望不算题外的话。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下来了，但“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又成为新的话题。正如振满兄在这个座谈会上说的，我们不小心用了这个标签，但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弄清楚，应该如何定义历史人类学。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么一点历史人类学的味道罢了。我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历史人类学学刊》，正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定义，所以没有写发刊词，而是先后刊载了张小军、黄应贵、庄英章三位先生谈“历史人类学”的文章，主张各异，目的也是想表明我们的立唱—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实践。《学刊》已出9期，刊出的论文和著作评介，其风格之纷纭，恐怕读者是不难看出的。
至于为何要用这样一个标签，那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有偶然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兴趣，有学术的理路，也有治学的传统。这些，在萧凤霞、郑振满、丁荷生等人的`发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谈。想多说几句的，是振满兄提到，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同时也都有人类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的确是不应忽视的。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19xx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今天，大家讲到历史人类学，就会同田野调查、区域研究或社区研究等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刘平兄在发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遥先生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去年专门刊载了当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华北开展田野调查的贺登崧教授的一篇旧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倡的田野调查，前辈学者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近来我常常想，为何大家会产生这种把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视为新东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尔敏先生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和史家》一书时，好像明白了一点。在学术的社会里，也许有一两种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则被视为“非主流”。在“非主流”没有进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学者视线的时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进入了视线，就可能被视为新潮涌来，然后会产生“新潮”是否会成为主流的疑虑。其实，在学术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这个“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随意泼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脉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学术之“流”的格局，应该像珠江那样，尽管地理学家可能会定义哪条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实际上，珠江水系并无主流支流之别，几条江河并没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难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错，互相混合，最后还是分流入海。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样那样理解学术之“流”，那么，很多争论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两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来归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史无定法”，但一定要“学有所本”。
历史学著作读后感【篇4】
作为一个历史知识储备有限的兴趣爱好者，我前段时间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全册（上下册），其中有大概六分之一的阅读时间都花在了查阅文中繁体字上。好在自认为读的还算认真，于是就想写点读后感作为对自己初读此著作后的一个小结。当然，钱穆先生的这套书值得再次精读，我保证再读的时候如果不看注释，很多字和词我仍不知如何发音，作何解释。
《国史大纲》是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全书在内容取材上详述汉、唐时期而略写辽、金、元、清，详写中原地区而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而略于具体的人与事，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
就个人整体的观感而言，首先非常佩服大师们视野之广阔、学识之丰富，旁征博引、引经据典都有信手拈来之感。历史如同一张刻在他们脑中的画卷，似乎每一个细节他们都熟谙于心，对每一历史事件得失总结、评论观点独到而犀利。这也是长期积累和思考的结果。大家的大师之作，尽管读起来略微吃力，但正因吃力才读的慢且细，细细品读让人受益匪浅的一点在于，不但开拓视野，更重要是启发思考。
其次，当我读到那些描述浩瀚如烟的历史进程的文字时，过往时空中一些片段就会如电影桥段般跃然眼前。我知道它们并不是电影桥段，它们有的也许曾真实发生，过程被亲历者拿笔记下而流传下来；有的也许只是来自历代人们的口口相传，真相在传播过程中经或多或少的加工而变得模糊不清；有的来自于今人通过学术研究及科技手段，对历史进行还原、推断或假设。
无论如何，历史本来的面目对于我们来讲，只能是一种隔著时空之窗的遥望。但我认为，我们仍要多读历史，不仅是因为通过这扇窗，我们可以在历史浩瀚的遗物中尽可能寻找线索，对于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以及我们自身进行追根溯源。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有趣的探索过程中，我们置身其中的每个人，对于自身与过去，自身与当下，自身与未来这三层关系将会有更多的思考。因为只读了一遍，我可能还做不到就书中内容的解读或延伸来分享自己的拙见，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谈下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大事与小事
在历史整个语境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这个需要从不同维度来看。对于君民二元关系来讲，皇帝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制定的一条国家政策，任命一个地方官员，在天下黎民百姓看来是事关自身命运的大事。开明的统治者能明察秋毫，感受到社会中变化，民情的动向，他们不是不犯错，只是能掌控事态，在小事演变成大事之前及时解决。所以历史上那些所谓盛世，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所绝对领导。相反，那些亡国的君主既看不到这些变化，又掌控不了局势。秦二世制定《七科谪》与《闾左戍》时，陈胜、吴广只是千万劳役中不起眼的角色，履行著在皇帝看来为民者天生的义务。最终他们不堪忍受徭役，燎起了社会反抗革命的星星之火，导致了一个大帝国的灭亡。
细细想来，那些决定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并非突然爆发出来，追根刨底可能都是由各种小矛盾聚合而成的。如果其中的一些小矛盾能被及时处理，这些大的事件就可能不会发生。那历史是不是该是另外一番模样？从这个意义讲，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决定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面貌的因素之一。尽管，只有那些大事件能被记住。
许多人的小事情，加在一起就是国家的大事件，这大概就是民心的含义。
多数与少数
《国史大纲》里有相当的篇幅都在讲民族关系，也就是华夏民族与 蛮狄戎夷的关系。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春秋》）大概就是中国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总指导思想。在中原华夏文化语境中，我们华夏民族不但人数比少数民族多，文明程度还比他们高，于是我们就跟他们取一些特难听的名字恶心他们。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鄙视，更多是一种防卫的心理，从一开始就说明你跟我不一样。但是，当低文明程度的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取得高文明程度地区的统治权之后，如何维持统治就成了统治阶层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少数统治多数，光靠武力显然不行，吸收、融入中原文化，然后尽量把自己变得和华夏民族一样，所谓同化，是必由之路。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不言而喻，不但是民族间融合的矛盾，更有本民族内各势力间关于汉化的分歧而导致的矛盾。对于数量占有、文化占优的华夏民族来讲，被异族统治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开始的反抗很激烈，反抗不过就慢慢妥协，最后从文化上同化异族，能被同化的最后都变成了华夏的一部分，不能被同化的统治也维持不了多久（比如元朝）。
总之，从历史上看，民族问题背后都是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伴随著大规模人口减少，甚至有些民族被灭亡。但同时，民族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而正是因为融合多于冲突，才能让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完整与断裂
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大概是说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汉人的朝代吧。以前也有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比如五胡乱华时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不过其疆域只是局部，远不比元朝统治全境。关于元朝算不算中国这个问题我暂且不做谈论，我想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个链条，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历史，更像是一次次链条节点的断裂，然后又组成新的链条的过程。历史上各个朝代更替，新的当朝者在执政中既会学习前朝，也有自己创新，但这些创新不足以推动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跨时代的变革，顶多算是前朝的plus版。如果对比唐代和清代两个时代的社会情况，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产力水平等方面做一个全面对比，相隔几百年的两个朝代，不过是同处在农业社会的不同阶段而已。看看从19世纪以来的200多年间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社会变革，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现在信息时代，如果19世纪以前的中国社会也发生了这些巨变，现在的中国又是何种面貌？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社会之所以几千年历经各种变乱而文化不断的原因，也许就是太过于稳定，我们的文化一脉传承，导致社会变革的结果只是后来者沿著前人的方向和脚步在走。社会变乱只是打断了原来生锈的链条，社会思想和文化让链条重新连接，于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又重新开始工作，社会又按照原来的轨迹在运行。如此循环，直到近代才被打破。
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的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当我们读到史书里每一段寥寥数语的记载，更应该透过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文字，看到它们背后可能是一大群人的故事，有生有死，有血有泪，有痛苦欢笑，有喜乐哀伤。厚厚的历史卷本，记录的那些征战杀伐中的善恶选择，艰难岁月里的人性光辉，至今读来仍震撼和敬佩的人生故事，以及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它们穿越历史的时空，跳过冰冷的文字，直抵我们脑海，让我们有感受到历史中的不同一面。
还有一些人，我们读他们的故事时可能不那么欣赏，甚至有些厌恶。面对他们，我们不妨少些痛斥和辱骂，多些批判和反思。如果我们是他们，我们在面对他们遇到的那些状况时又将如何选择？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同样也没有毫无污点的历史，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选择。
古代与当今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如果用当今的价值取向去判断古代人们的一些选择，也许会觉得古人有时难以理喻。可是，当我们以当时的视角，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如果可以的话）来看待那些事情，也许会对他们那些选择一些保留态度和理解。不同的历史时期，如同我们人处于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长大了看小时候的事，有多少是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在我们当时做那些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不妥。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历史中的是非曲直自有后人的定论，我们当然也有权力去评判我们先民的一些做法。只是，以史为鉴，过去的事情不正是我们当下所作所为的一个参照吗？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抬头望向照耀千古的皓月繁星的时候，是否也曾想过，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人是否会记得我们？将以何提起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