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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资治通鉴

发表时间:2023-05-06

[荐]读后感资治通鉴精选9篇。

下面是我们帮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资治通鉴,更多相关内容请继续关注本网站。读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能间断,贵在坚持,完成作品的阅读,我们的身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只要我们用心感受书中的文字,一定可以触摸到温度的变化,在心中引起波动。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1

我早就听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十分有趣,所以我利用寒假剩余的时间,将《资治通鉴》这本书读了一遍。《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可是,为什么司马光要写这本书呢?我带着问题来到网上寻找答案,原来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通过读这本书,我感慨万千,有一天,如果我有幸成为能写史书的人,我一定像司马迁一样,用手中的笔,公正地写出事实,讴歌英雄,鞭挞小人。让忠良名垂千古,奸贼遗臭万年。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2

暑假期间,我当真拜读了青少版《资治通鉴》,受益匪浅,让我爱不释手。

《资治通鉴》是北宋闻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编辑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一段段历史情节,如同身临其境,历历在目。然而,让我感触感染最深的是历史教会了我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谦虚。

“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智伯一表人才,箭术高明,骑术精湛,身怀特技,无所不通,文笔柔美,思维灵敏,还有意志坚强、勇敢坚决的品质。但他却妄自大,目中无人,当着韩、魏两家说:“汾河、綘河原来可以象晋水沉没赵一样沉没你们两家啊!”结果却是韩赵魏三家联合灭亡了智家。同此可见,做人一定要谦虚谨严,一旦狂妄必将招来杀身之祸。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的故事,从另一面告诉了我们,唐太宗贵为皇帝,却能以谦虚的立场,有“海纳百川,有收留乃大”的博大襟怀胸襟,管理国家。他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以谦和之心应付他人的劝谏,创造了唐朝初期的太平盛世,他的劳苦功高载入史册,被后人称道。

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提高,这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陈词谰言,却是为人处事的至理名言。从中许多故事可以看出,为人处世谦虚,可以使前路平坦,免去不必要的纷争与忧扰,是人生的聪明。

今年暑假期间,我报名了星乐培训学校的奥数尖子班。由于前几回测试,我都得了满分,所以我有点由由然,骄傲了起来,结果最后几回测试我只得了90分。看到老师在试卷上打的大大的“×”,我懂得了谦虚的重要性。

以史为鉴,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谦虚依然是一种美德。我们应该怀着一颗谦和的心,在平凡中懂得感恩,对社会的感恩,在恬澹中,不忘对别人的感谢。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3

慎言是一种美德——《资治通鉴》读后感1000字:

小时候我妈跟我说,如果迫不得己,宁可做过分的事儿,也绝不要说过头的话。我一直不理解,总觉得事情带来的结果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言语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起决定作用。

后来长大一些,知道了伤人的语言就像尖刀,说的人风轻云淡,听的人遍体鳞伤。但也只是停留在言语伤人的层面。从来没想到言语会伤害到自己,直到最近读《资治通鉴》,才发现真的有人因为言语不当致命。分享几个例子,很是耐人寻味。

第一个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刘邦去世,惠帝即位,吕后做了皇太后,下令将戚夫人幽禁在永巷,舂米做苦役,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儿子为王,母亲为奴,一天到晚舂着米,常与死亡相伴!相隔三千里,谁能告诉你?”吕后听后大怒,不仅毒杀了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还砍断了戚夫人的手脚,剜掉眼珠,熏聋耳朵,喝下哑药,扔在厕所里,成为“人彘”。

听起来毛骨悚然,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吕后太狠,但事情的前因后果很复杂,有空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下吕雉这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这里单说戚夫人,如果能像后来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一样内敛低调,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不要乱说话,等多年后吕雉怨气消了,也许儿子如意不会死,自己也未必会到如此惨绝人寰的境地。

第二个是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汉灵帝死后,董太后和儿媳妇何太后争权,忿忿不平骂儿媳妇:“你现在这么嚣张,还不是依靠你哥何进!我让董将军砍了你哥的头,简直易如反掌!”何太后听了害怕,告诉哥哥何进,何进设计杀了董将军,顺便逼死了董太后。

读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我妈的那句话,董太后如果够聪明,过头的话绝对不会说,宫廷内斗,成王败寇,不如直接想办法让董将军先杀了何进,又何必多此一举,说些气话呢?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

写到这,因失言而丧命的还都是女人,免不得有人说,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其实未必,第三个例子是个皇帝,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读后感·这个皇帝并不是昏君,反而在治国理政上颇有建树,是个不错的好皇帝。有一次司马曜和张贵妃喝酒,喝到一半,张贵妃说:“皇上啊,我喝多了,真不能再喝了!”司马曜生气了:“什么?喝一半你不喝了?太扫兴了!你年老色衰,我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我早就想废掉你,另立新妃了!”

这本是一句酒话,张贵妃却当真了,一不做二不休,趁司马曜酒后昏睡之时用被子将其捂死。堂堂皇帝,竟因为酒后失言丧命,实在让人唏嘘!孔子说:“不能与之言而与之言则失言。”意思就是跟错误的人说了错误的话,就是失言。失言的后果很严重,轻则伤人自尊,重则伤己性命。

突然觉得很多事情是相通的,比如最近我在减肥,一直牢记要管住嘴,迈开腿。历史上很多真实的故事也告诉我,做人要少说话多做事。所以我决定,把嘴巴涂上口红美美的就够了,平时尽量少用。慎言,深思,笃行。作者:逄哲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4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读罢此书,感受颇多。《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

后来查过资料我才了解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说到主要内容则可分为:

1、《周纪》,五卷。

2、《秦纪》,三卷:《周纪》与《秦纪》原为《通志》卷。

3、《汉纪》,六十卷。

4、《魏纪》,十卷。

5、《晋纪》,四十卷。

6、《宋纪》,十六卷。

7、《齐纪》,十卷。

8、《梁纪》,二十二卷。

9、《陈纪》,十卷。

10、《隋纪》,八卷。

11、《唐纪》,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后梁纪》,六卷。

13、《后唐纪》,八卷。

14、《后晋纪》,六卷。

15、《后汉纪》,四卷。

16、《后周纪》,五卷。

经过查阅资料与询问老师朋友我了解到《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至于考异法是什么呢,我还不是很了解。仍要请教老师实资治通鉴中很多故事是用来体现作者对迷信思想的不懈。

其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当然由于当时的水平与局限我又读了许多后续内容其中指出了不少错误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错而否定大的成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

然而在我看来司马光的思想中也存在聚贤他的思想,是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一套金字塔型的,在他希望这等级制度是不要变动的。这从臣光曰中可以看出。但事与愿违,犯上作乱的事情层出不穷。这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体系,我不知怎么办,但儒者有办法。于是一个弥天大谎被创造出来,而一些正直的儒者也信以为真,一起为这个弥天大谎添枝加叶。 这个弥天大谎就是天命。

如果问我得到了什么?我会说是当时的一种君主制度与格局的思考大秦一统天下,在西周封建的基础上立国,当时面临着一组不可解的矛盾:以顺的方法沿袭古制,则不符合新时期社会解构的需求,革新,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突破阻碍,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六国旧民,无论是贵族血统,还是无知愚忠,亦或地缘差异,人们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立即适应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只能强迫,强迫,就失人心。秦通过足令其丧尽民心的方式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的革新,完成了社会进化的需求,实质是为后来的大汉朝做了嫁衣裳。魏收在评论宇文泰的建国时说:“陈涉首事不终,刘季因而创业;贺拔元功夙陨,太祖籍以开基。”这是就个人成就而言,这个道理放大到国家层面,则是汉兴由秦,秦把黑脸都唱了,汉的白脸才好唱。秦法,真有后代传言那么严酷吗?只不过是作为时代矛盾的牺牲品的一个借口,大概不是为大汉的真正大一统背了黑锅?

惠政,有个极其需要避免的要点,也是历来君主们疑神疑鬼得最多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下面的人像司马懿那样,把人心都从曹家收买到司马家了。如何避免?老实说,高高在上的位置,自然需要能力足备的人去担当,庸主奸臣,想要不颠覆,真心难。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道理,第一是黑脸不好唱,应该优先选择白脸,没得选除外;第二个道理是不怪敌人太狡猾,只怪自己不明智,遗憾的是大概没有几个蠢皇帝会认为自己蠢吧,不独皇帝,可能包括生活中大部分的人,其中可能有我,也可能有你。

道义是个抽象的概念,不如量化成担当。当时若不是赵无恤主动担当,三晋的命运还真不好说,很可能会被智伯各个击破,因为后来的晋阳反击战获胜,偶然的因素不小。段规为韩康子建议的策略是等,等到有人受不了,到时候再看,任章则抛出“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观点,听上去有理,似乎后来的事实也可以反证他做得对,而实际上不然,因为三晋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一在于赵无恤担当了责任,而智伯自己又粗心大意。智伯若不大意,一味怂的韩、魏,最终一定逃不过如后来六国亡于秦的结局,而六国采取的就是他“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策略,不断用土地贿赂秦国,希望将战火引向他人,自己坐收渔利。只可惜再没有一个赵无恤出来担起责任,而秦又不肯失误。由此可知,道义其实是个必要的概念,没有赵无恤肯担道义,那两家主仆,再聪明,再狡猾,也只是小聪明,被灭的命。

综上所讲资治通鉴有利有弊。以我愚见,我们可以了解上面的一些故事典籍。扩充自我,但不能一味陷于其中。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5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书名的由来,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得名。

《资治通鉴》是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另将历史君主按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作为后世定国安邦的学习借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十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北宋初期,结束了中唐以来长期混战,实现了国家统一,急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但当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多在考虑和寻找治国安邦的办法。作为当时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等,企图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更好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于是司马光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6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xx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xx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读罢此书,感受颇多。《资治通鉴》的.资料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经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

之后查过资料我才了解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经过查阅资料与询问教师朋友我了解到《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所以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至于考异法是什么呢,我还不是很了解。仍要请教教师实资治通鉴中很多故事是用来体现作者对迷信思想的不懈。

其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仅证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证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述,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当然由于水平与局限我又读了许多后续资料其中指出了不少错误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此刻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之后逐渐失传,此刻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错而否定大的成果。[由整理]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7

《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和助手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规模空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载的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这是多么伟大的著作,我在读他时仿佛自己亲眼看到一个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故事中,我了解了古代人民是怎样学习、劳动、生活的,它们有许多困难是现代人民看不到,也克服不了的,在书中还有许多战争历史人物的记载,我最喜欢的是三国时期的孔明,他用了一生来辅助刘备,可最终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未能实现统一,但他留下的《出师表》坚忠精神永远影响着后人。我还喜欢李时珍,因为他的《本草纲目》为现代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是在教科书中看不到的知识,我们在科技发达的新时代下生活,养尊处优,尽享其成。想想古代人民,再想想我们,我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爸爸说:历史是开启人类智慧之门的钥匙,文中先辈们坚强品质的事迹始终激励着我奋发图强。

《资治通鉴》是古代人民坚强不屈的形象浓缩,更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指航灯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8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当然不是说,书写历史的人,写的都是当下的事。那就不叫历史了。我想,这话所言,是指史书里对人物的评点与书写,往往都体现出作者所处当世的价值观念。书写人物,免不了有所臧否,即使作者力求公正、客观,也免不了在行文间,流露出自己的态度。

更何况,中国的史书往往承载着道德教化的责任。修史的士大夫自谓为四民之首,总以教化人心为己任,写起书来,喜欢选取那些能教化人心或警惕世人的故事。经常还跳出来,对人物进行直接的点评。在这些点评里,有时候,就能看出时代变迁后,价值观又发生了什么改变。最近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就很有这种感觉。

公元前二三三年,在韩国郁郁不得志的韩非子被做为使者派遣到秦国。他入见秦王,表示自己愿意为秦国出力,并且许下豪言壮语:“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简单来说:我给您办事,事办不成,您办了我!

然而韩非子还没来得及开始办事,就被李斯陷害,毒死在了监狱中。司马光在书中说: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意思就是说,韩非这个人,身为韩国人,为秦国出谋划策,竟然想要覆灭自己的宗主国韩国(韩不亡

对于身处于大一统帝国,从小接受儒学教化,满腔爱国爱君主义的司马光来说,韩非子这样子的人,岂止“乌足愍哉”,简直应该千刀万剐才是。毕竟大一统帝国,讲求的是对皇帝和国家的绝对忠诚,一个人应该无限地臣服于自己的国君,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才是臣节所在,大义所在。

而韩非子呢,因为在韩国,得不到重用(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又见到韩国朝政日非(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就开始写文章传播负能量(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最后还因为秦王欣赏自己,就跑到秦国去献策。

对于司马光来说,这大概就好像说王安石上书变法,不被大宋准许,就跑到契丹去搞改革一样,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虽然秦国不是胡虏,但为了个人抱负的施展,而弃家国大义于不顾,委身事敌,韩非于司马光来说,大概不免被视为“贰臣”。

但仔细看一看春秋战国的历史,这样的“贰臣”并不鲜见。伍子胥由楚入吴,还可说是有毁家之恨、杀父之仇,魏国的公孙鞅,跑到秦国当商鞅搞变法,可就不是因为遇到什么危险了,明明魏王都不想杀他,可他帮着秦国富强,可是把魏国打惨了。

即使看看儒家的祖宗们,亚圣孟夫子,也是“不远千里”地来回奔波于魏、齐之间,孔夫子他老人家也没有乖乖待在鲁国,而是到处周游列国,想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哪个人能当伯乐,识得他这匹千里马,他也是愿意供其驱使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话,跟阮氏三雄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结起来,与大一统帝国下,对人臣必须绝对忠诚的要求相比,春秋战国的士大夫效忠君王,都是有条件的,你得是能欣赏能重用的“贾者”,而不是单纯因为我生长于某国某地,便可以要求我无限地效忠。

礼贤下士,不仅是君王们的美德,更是士人服务的必要条件。古人常叹世道浇漓,是人心不古。现在看来,人心太古了,对统治者来说,作文未必是好事。所以朱元璋要删改《孟子》,像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讲条件的言论,对君王保持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大大地不利,自然不能留存。

也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言论,在没删改前,怎么没把后世的腐儒们吓掉脑袋。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有人说,“爱国”和对国家“忠诚”是要讲条件的,而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一个人换国家可以像换公司一样,要看福利、看条件、看企业文化符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看企业主是不是足够尊重自己,让自己在这里能有尊严地发挥自己,估计也会触犯到很多人那颗敏感而脆弱的爱国心。

可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中国的士人们曾经这么生活过,他们面对着纷乱扰攘的诸侯纷争,也想为自己所出身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当自己的国家无法欣赏自己、重用自己、尊重自己,感到生命和才华被浪费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选择毫不留情地离开,去寻找那个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舒展的所在。

对于他们来说,那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才能成为自己服务的对象,那个给自己尊严的所在,才是自己的祖国。到了大一统帝国的时代,四海宾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地理上几乎消除了士人们选择的可能。同时,统治者们还要从思想上消除掉选择的想法,要告诉人们,“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一个政权即使腐败无能,对自己不公与迫害,自己能做的也只是“文死谏”。《弟子规》里说子辈对父辈应该“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寻常父亲,尚且要如此对待,更何况面对君父?

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士人们还能站在统治者面前,说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而到了六百多年前的明朝,皇权发展到了极端,廷杖成为了一种制度,皇帝可以因为自己不爽,当庭折辱大臣,而且要求对方必须嘴啃泥。无数大臣被当场拉下裤子打屁股,这样的场景,有明一代,不绝如缕。作为帝国的臣子,被打屁股意味着他们直言敢谏,所以才触怒皇帝,是朝廷的直臣,皇帝的忠臣。所以,作为一个人越被折辱,则作为一个大臣越有尊严。如王小波在《个人尊严》一文中所说: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

那些先秦士人所坚持的个人尊严,在那些大臣们被扒下裤子的时候,早已被剥夺殆尽。只剩下作为臣子身份的尊严。我很怀疑,今天很多人口中的“爱国”,也不过是这种被打屁股还觉得与有荣焉的爱国,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一种觉得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忠诚。

公元前二二七年,荆轲来到秦国,向秦王献上地图和樊於期的头颅。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图穷匕见,功败垂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太子丹和荆轲的评价都不高,太子丹是“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的罪人,荆轲是“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的愚夫。不仅如此,要离、聂政等人,在他眼中,“皆不可谓之义”。

可千百年来,依然有许多人在称许像聂政那样因为“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而感动,最后为了严的私仇而献出生命的侠客。

大概是,在个人尊严一直被漠视、被践踏的社会,那些“豢养之私”式的敬重,就足以让人们萌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所以先秦时代,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豫让杀身,专诸刺僚,荆轲刺秦而被戗,候赢窃符而自杀。这些一直被广泛传颂的先秦侠客们,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也许不懂得什么国家大义,只是因为一点“豢养之私”,就敢于为敬重自己的统治者献出生命。

我们自古以来,从不缺那些敢于献身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缺失的,往往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能够给予人们足够尊严的政权。

读后感资治通鉴 篇9

学者必读的书在众多的历史书中,我最喜爱的是宋代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这本书是我爷爷直接传给我的。它书页很皱,这是我爷爷经常翻看造成的。书里面的字,我已经看不清了,但书皮却很硬,让我经常认为它是铁皮做的。

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写着:学历史,必读此书也。赠睿睿下面落款是邵庆尧。送书时间是XX年8月28日,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我10岁生日那天送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共294卷,主要记载了上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间1362年的历史。里面讲了许多闻名中外的历史故事,如:举案齐眉、官渡之战、闻鸡起舞等。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我很喜欢清代王鸣盛用于赞美此书的名言: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我想也是,既然这本书是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也是学者必须要读的,如果我们不读它,就不知道这段历史,机智勇敢的蔺相如、英勇无畏的荆轲等英雄人物的事迹就不能知晓,古人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也就学不到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从这本书中,我还知道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联: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我用它作为座右铭,时刻激励我发愤学习。

《资治通鉴》真是一本好书,我要好好珍藏它,到时传给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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